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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 郑重 博客

辽阔深邃的星空,壮丽秀美啊,寄托着我的多少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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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于理想主义。以匹夫责任感服务宇宙苍生。发表人物传记、新闻故事、散文、杂文等百余篇。创作出版长篇科幻小说《太阳风行动》《太空英雄传奇》《飞向哈玛星》《东方生死恋》《千古奇谋》等,短篇小说《大海啸》《水战》《魔症》《行星风暴》《天坑之谜》《老牛师傅其人其事》《最近E星有点“晃”》《太空姻缘》等二百万字。《中国教育报》《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对其作过书评和介绍。撰写科幻影评书评近百篇。科幻小说《行星风暴》荣获2011年全球华语第二届科幻文学创作“星云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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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失败源于专制主义  

2012-10-27 11:44: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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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失败源于专制主义 - 科幻作家  郑重 - 科幻作家  郑重  博客
       要说中国人搞变法改革的历史也是很悠久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就开始了,但是鲜有成功者,其中奥妙值得探究。

北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宋国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效果和结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解。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两个字“用人”。

毛委员说过:“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变法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是第一要素,用什么样的干部,关系到今后怎么变法,怎么改革,或者说把国家改到哪里去?这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笔者以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旧官僚的抵制并不是主要的,根子还在于新兴官僚利益集团的政治私利——这批新官僚是导致改革失败的罪魁祸首。

王安石一心改革,急躁冒进,培养自己的改革队伍急功近利,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尤其是在改革进程中培养了一批新官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这批人成为阻碍改革深入的绊脚石。因此,他的初衷很好,但是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垄断权力、搜刮民资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

首先,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路线,就是一条专制主义路线,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顺我者昌,党同伐异。

王安石为了打破旧官僚集团的桎梏,急于扩大改革阵营,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推行他的新法不择手段,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王安石都一股脑地收罗进来,加以信任重用。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为政治投机分子,很多本是升迁无望的新兴基层干部,借着改革的洪流升官发财,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改革的成功与否,他们只是借用这一改革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政治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和后党一致反对下,当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为了自保,曾布就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击诬陷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扰乱自家阵营,可见曾布和魏继宗人品之差。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常爆发矛盾。

当时王安石儿子王雱,发现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就告发朝廷,致使吕惠卿罢官问罪,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阵营又失两员大将。

这样一个五花八门、成员复杂的所谓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如此恶劣,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其次,王安石在改革过程中一味扩大打击面,没有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主义路线,以至急剧增加改革对立面,树敌过多。

君不见,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儿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几乎宋史留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各方面都堪称泰斗、精英,在个人品格上也足以彪炳史册,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皇后,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根子就在于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中贯彻了一条专制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路线。

假如王安石虚怀若谷,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成为变法的阻碍者。

因为,这些名臣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他们作为一代名臣,在大宋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已经根深蒂固了。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失之偏狭,刚愎自用,一味排挤老臣、重臣,以至树敌过多,这是完全失策的。

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于王安石的专制主义用人路线方面。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但王安石就是容不下这些人!

王安石在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偏听偏信,一味听信于自己的亲信和小圈子,排斥一切不属于自己阵营、但又利国利民的好建议,各级官吏变本加厉,人民蒙受损失,使该法早就变质。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王安石不避艰险,推行新法,但是他坚持一条专制主义的用人路线,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包括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等大官僚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外有辽国、西夏入侵;内有宋江、方腊起义,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以蔡京为首的所谓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质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苍生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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