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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 郑重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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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于理想主义。以匹夫责任感服务宇宙苍生。发表人物传记、新闻故事、散文、杂文等百余篇。创作出版长篇科幻小说《太阳风行动》《太空英雄传奇》《飞向哈玛星》《东方生死恋》《千古奇谋》等,短篇小说《大海啸》《水战》《魔症》《行星风暴》《天坑之谜》《老牛师傅其人其事》《最近E星有点“晃”》《太空姻缘》等二百万字。《中国教育报》《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对其作过书评和介绍。撰写科幻影评书评近百篇。科幻小说《行星风暴》荣获2011年全球华语第二届科幻文学创作“星云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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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称“中国作家逃避政治”很怪诞  

2014-03-15 07:03: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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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称“中国作家逃避政治”很怪诞 - 科幻作家  郑重 - 科幻作家  郑重  博客
 

已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的代表作《失明症漫记》,近日由新经典文化推出新版。11日,作家阎连科在该书首发式上说:“这本书给中国文学带来另外一种思考,你忽然觉得再也没有一本书对政治如此地直接介入——中国作家往往会逃避政治、权力、民主与自由等字眼。”在阎连科看来,政治也是文学大餐中的一碟小菜,能否做好显示作家的能力。他说:“一个作家的能力、文学性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量去面对政治和把握政治。”

其实,阎先生的话就很有政治的嫌疑。自古以来,中国作家从来就没有逃避政治,也不是“不具备把文学变成政治的能力”,孔子、孟子、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都是追求“大义”的英雄。鲁迅说:“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鲁迅的作品更是像匕首和投枪,淋漓尽致地解剖社会和国民的黑暗面和劣根性。

作家的政治观点是渗透进他的灵魂和血液中的,在表现创作时又自然流淌出来,这如何分得开?作为一个著名作家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弱智啊?政治观点是不可能与文学创作截然分开的,这种思想的倾向性必然会灌输到文学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阎先生的“不具备把文学变成政治的能力”论,本身这就是一种政治观点,你写荒诞主义文学作品题材能完全脱离政治?这无论如何都是谬论——作者的政治观点在写作中是起关键作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脱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概莫能外。

毛泽东也说过:“文艺为什么人问题,是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这就为广大作家很准确地解决了把文学变成政治的方向和能力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来,它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指引着中国文艺前行的航程,同时也像一块真理的燧石,越敲打撞击越闪烁出耀眼的火花。

笔者认为,《讲话》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归根结底是由其理论功绩造成的。这种功绩,可以把它概括为三条:一是彻底地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二是高度重视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功能与价值;三是创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都是带有原创价值的。

不过,这些问题的解决须得有个前提,或说须得围绕个中心,这个“前提”和“中心”就是要先弄清楚我们的文艺是给谁服务的?用《讲话》的说法,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对此,《讲话》给出的答案是:“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里的“首先”二字,既深刻又辩证,因为它把“为什么人”中的一般与特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等问题,都合理地解决了。

《讲话》一方面讲文艺要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 一方面讲“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关键是“首先”这个概念的确立。这样,就为中国作家把文学变成政治指明了光辉的道路。如果作为一个作家,你的作品不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不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当然也就不能把文学变成政治了。

大学时,我初读艾布拉姆斯在批判解构主义的这种理论时说:“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政治心,他就是一个自恋的白痴,而自恋的白痴就会胡言乱语。”

的确,人都会有些自恋,但自恋会蒙蔽一些真实,夸大自恋因素,最后变成胡言乱语。创作文学作品,脱离本身是政治构成的社会,绝对是不可能的,陶渊明逃避现实,远离朝廷,远离党争,按照阎先生的话说是“逃避政治,不具备把文学变成政治的能力”——陶渊明的那么多的旷世奇作,这难道不是他的政治态度?逃避现实本身就是作家对现实的政治态度!就是把文学变成了政治!

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作品中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解释和评价。

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

就当代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

此外,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

滑稽的是,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是很有怪诞意味的——不过,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的人格分裂、精神失常抑或成为胡言乱语的白痴。

由此可见,所谓的“中国作家逃避政治,不具备把文学变成政治的能力”之说,是没有搞清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对自身以及自身的文学创作水准毫无信心的表现,是一种不堪一击的纸做的自尊。他们只能依靠他者的肯定来肯定、他者的赞美来赞美、他者的镀金来镀金自身。

这便是中国某些作家的精神分裂:一方面极度轻视政治,一方面又用政治来装饰自身。在我看来,这样的精神分裂,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症。它对政治的轻视,站立在这虚弱自尊之后的,则是迷失正确方向后的一种深度的文化自卑症。

阎连科先生的“中国作家逃避政治,不具备把政治变成文学的能力”的观点太怪诞,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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